何辉（1911—1996），原名何根生、何辉康，湖南省平江县人，享年85岁。1929年参加江西省兴国县总工会，1932年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兴国县总工会制药分会委员长，红军湘赣军区后方医院俱乐部主任，红6军团第17师军事裁判所所长、军团军事裁判所所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破坏部部长（主任甘泗淇、朱瑞）；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和红2、6军团长征。

全国抗战时期，先后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主任关向应），120师晋西北新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主任罗贵波），延安中央党校学员（1942），120师暨晋绥军区第8军分区第1支队政委（支队长林子元），晋绥军区所属吕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罗贵波）。

抗战胜利后，相继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4旅政治部主任（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吕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罗贵波、王恩茂），晋绥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王恩茂），吕梁军区政治部主任（司令员彭绍辉，政委罗贵波），晋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司令员兼政委罗贵波），山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代司令员肖文玖，政委赖若愚）。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塘沽警备区副政委，解放军海军第2航空学校（青岛）首任政委（1952，校长胡鹏飞）。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当选政协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一，何辉将军回忆:红二军团在陕北的统战工作

在与一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我们二方面军建立了统战部，我被调到统战部担任统战科长。我们来到陕北时，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早已开展了一系列的统战工作，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在陕北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友好联络工作，正是在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指导帮助下开展的。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全国政治形势起了巨变。

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庆阳县时，开始与东北军接触，正式打交道。那天晌午，部队行军来到庆阳，眼看再走里把路就可以进城了，贺龙总指挥突然下令说：“停止前进，部队在城外宿营!”说罢，军团首长们又骑马往回走了六七里，在一个小村子驻下。这才告诉我们：庆阳是东北军驻防的县城，我们路过这里，就驻在城外，不要打搅他们了。他要求我们统战科的同志进城去做些联络工作。

我即带了三个干部进城去。庆阳城里驻的是东北军的一个团，城门口站着哨兵，见了我们，很正规地一一个立正，行了个举枪礼，请我们进城。我们在街上边走边看，没想到引来了许多老乡，跟着我们看。原来，我们红军的服装与东北军的不一样，东北军是一身灰色军装，青天白日帽徽，而我们穿的是里边絮着羊毛的青布棉军装，领子上有红布领章，青布八角帽缀着一个红布五角星，光着脚穿草鞋。当地老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人，因此围观的人很多。我趁机停下来和群众搭话，宣传红军的宗旨任务。

不一会，有个身穿黑大衣的男子，手拿一张名片，上前鞠躬行礼，对我说：“我是县城教堂派来的，神父欢迎红军，请长官光临教堂。”我跟他到了教堂，据说这是一个法国教堂，神父用不纯熟的中国话向我表示欢迎，拿出盖碗茶、罐头、香烟招待，向我表示：教堂尊重中国，欢迎红军，愿意帮助红军抗日。我向他宣传红军的有关政策，说明红军保护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护正当活动的外国人和宗教活动。由于是初次见面，与神父谈了一会便告辞了。

离开法国教堂，我就去拜会驻军团长。这位团长四十多岁，长得很魁梧，军人气质很浓，说话是东北口音，对我们热情友好。他说：“你们红军为了抗日，万里跋涉，吃尽千辛万苦，我们东北军全体将士不胜钦佩!”他特别赞赏红军的艰苦奋斗精神。当谈到抗日时，他情绪慷慨激昂。我说：“东北军的弟兄们辛苦了。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丢给了日本侵略者，使得东北人民流离失所，有家归不得，我们深表同情，希望东北军和我们红军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双方谈得很融洽。这位团长还领我参观了他们的营房。

离开庆阳，过淳化，出山口，即进入关中平原。这一带是西北军防区，三原县驻的是西北军赵寿山的十七师，泾阳县驻有一个营。经过协商，我们方面军指挥部进驻三原县云阳镇，大约住了十来天。这时，西安方面给我们拨来了灰棉军装，干部还发了羊皮大衣，我们自己在军帽上缝了红布五星。

我被派到泾阳，在城里设立了方面军联络处，负责与该县的国民党军政机关、抗日救国会等民众团体联络，扩大红军影响，增强红军与各方的团结。当时西安事变尚未解决，为了支持东北军、西北军抗击国民党部队的进攻，我二方面军指挥部北移到同官县(今铜川)陈炉镇山区，进行备战。这里离西安较远，我军先占领阵地，以防备敌人进攻，又便于迂回。方面军指挥部从云阳北移后，红军前敌指挥部即移驻云阳，以加强同东北军、西北军的协同。

方面军指挥部移驻陈炉后，我仍留在泾阳县城联络处。一天，政治部主任朱瑞对我说，现在决定抽调三名干部到东北军去支援他们，做好协调工作。要我立刻去云阳镇红军前敌指挥部报到。和我一起去的有杨尚高、俞国华二人，都是政工干部。

红军前指司令员是彭德怀，政治委员是任弼时。对任政委我很熟悉。报到后，他向彭德怀司令员一一作了介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老总。他很严肃，不爱多说话，使人敬佩但有些拘束。他对我们说：“你们几位要分配到东北军的团里去当指导员，帮助他们做政治工作，保证把仗打好。何时出发，等候通知。”我们在前指等了三天，情况变化了，说是形势缓和了，不用去东北军了，叫各回原单位。这样，我就回到了陈炉镇方面军指挥部。两三天后，即派我带一个工作团到同官县设立联络处，先是住在一个旅馆里，后来搬到商会。我在门口贴了一张写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同官联络处”的纸条，任务是与当地和附近驻军及党政机关经常联络。

我经常联系的部队是杨虎城部独立旅特二团三营。这个部队驻耀县，对红军很友好。去前，领导上对我说，整个独立旅部队都有共产党员，有的单位还有党支部，但都是秘密的，谁是党员，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也是单线联系，自己同志见了面也不许问。事后我了解到，旅长许权中就是个老党员，是有名的抗日派。特二团团长阎揆要也是个老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在1936年9月，周恩来同志就给阎揆要写信，对他的秘密工作作过重要指示。解放战争时，他曾担任西北野战军的参谋长。我常去的三营，营长也是共产党员，叫李明轩，河南人，三十来岁。对这个营，从营长到各个连队以至班排，我都很熟悉，看到的情况确实比较进步，抗日气氛比较浓厚，官兵思想积极上进，有朝气，但纪律不太好。有些行动有点过“左”。墙上贴着各色标语，除了公开宣传三民主义外，还有“寻求真理”这样容易惹人注意的大字标语。再如军官打麻将，在国民党部队里本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在这个部队却受到禁止，有的士兵甚至去抓赌，弄得 军官们下不了台。根据当时领导布置的精神，对这种进步力量比较大的国民党部队，并不要求急于“打红旗”，更不要搞起义、“哗变”，要尽力保持其独立性，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广泛团结更多的爱国力量，共同抗日。周恩来1936年9月给阎揆要的信里就明确指示：应首先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战线宣传，但不要悬格过高，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所以，这个部队里出现的某些行动，显然是要求过高，不利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后，经常利用个别谈心等方式做工作，强调官兵团结，守纪律，还经常讲红军长征的故事，他们也特别爱听。到这个部队来做工作的除了我们联络处几个人外，还有其他的同志，我记得当时方面军宣传部的徐文烈科长就来给全营做过一次报告，反映很好。李营长对我说，徐科长肯定是个知识分子 吧!我说，他的文化比我高多了。

贺龙、关向应等方面军首长有时还亲自对这个部队做工作。有一次，贺老总从西安开会后坐着汽车带了一批经费(装在几个煤油桶里)，回陈炉镇指挥部。由于同官到陈炉没有公路，汽车到了同官，就停下等候派牲口来接。我在负责接待贺老总吃午饭时，向他汇报了这里三营的情况。他很感兴趣，要我过几天带这个营的营长去见他。后来我陪同李营长到陈炉，贺老总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从家庭情况到部队士兵的思想都问到了，鼓励他把部队带好，但不要要求太高，要把团结搞好，坚定抗日的决心。谈话后留他吃了饭。李营长对我说，贺总指挥是真正的好领导，对自己的教育鼓舞很大。

据阎揆要同志说，在他担任特二团团长时，贺老总还常请他去指挥部作客。第一次见面时，阎团长有点拘谨。贺老总拿出牛奶咖啡招待他。阎团长当时脑子里想的还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如何艰苦，没有想到有这样好的外国咖啡，不免有些吃惊。贺老总看出了他的神情，笑着对他说：“这是人家送的。你今天是我们的贵客嘛，头一次见面，理应用最好的东西招待!”谈话的空气一下变得活跃了。后来方面军指挥部移到富平庄里镇后，贺老总还请独立旅的旅团干部到庄里镇参观红军的检阅，参观红军营地。最受欢迎的是派方面军的战斗剧社去演节目。阎揆要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剧社演出的《生产舞》、《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部队官兵都爱看。阎揆要就让自己团里也建立一个宣传队，学习红军的节目，唱红军歌。

红军对西北军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民党顽固派对此很反感，特别是那个派到团里专门监视部队的政训处主任，跟我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夺。阎揆要对我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国民党派到特二团的政训主任是个黄埔五期或六期生，在我这个黄埔一期生面前，是个晚辈，放肆不起来。为了使这个政训主任“放心”，阎团长特意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宿舍里，同住一室，床挨着床，早晚都见面，随时可说话，显得关系很亲近。这样，一来可以免除他乱猜乱说，二来还可以起到反控制作用。这个政训主任被阎团长拴住，让他看到的都是些“好”的现象，所以他向上司汇报的大多是“印象颇佳”。实际上，即使有一点不顺眼的事，他也不敢随便讲，特别是在黄埔一期的老资格面前，他很难有所作为。有一次看戏，阎团长和士兵坐在一起，而没有到长官席上就座。这位政训主任见了，一本正经地说：“团长，这样不好啊!在士兵面前成什么样子呀?”阎团长随机应变说：“这样也好嘛，当年校长(蒋介石)不是教导我们，长官要与士兵打成一片吗?!”搬出蒋介石的话，一下子就把政训主任的嘴堵住了。他只好陪着笑脸说：“对，对!是，是!”有一次，特二团宣传队演出红军节目《生产舞》，有的演员头上扎着红布。政训主任一看见红颜色就有点神经紧张，立即质问团长：“怎么让他们戴红帽子上台呀?”阎揆要哈哈一笑，说：“那有什么关系?这个舞是表现种田老百姓的，农民下田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不是也常有人头上扎红布嘛。用不着大惊小怪。士兵演戏，穿什么，戴什么，我们不用管他们!”平时出现的一般矛盾，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解除了。

但是，有的问题就不那么好办，甚至闹得很尖锐，使阎团长也很犯难。一天，特二团有个连队贴出了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的标语。虽然不是全文，但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的主张，因为那时蒋介石不准提抗日，谁讲抗日谁就有罪。这个连的标语被营长看到了，这个营长便急忙跑到团部报告阎团长，指责这个连：“竟敢把共产党的口号贴到兵营里来了!肯定有问题!”要求团长追查。这件事，阎团长事先不知道，党内也无人报告。

营长这一指责，倒使阎团长紧张了一下，但他很快就想出了对策。他郑重地对营长说：“这个连贴出这样的标语，你我都不知道，是他们自己干的，是目无上级、无纪律的表现。至于内容，无非是写了抗日，尽管不符合上司的规定，但从当前现实情况看，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要求抗日。按照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首先是民族主义，要讲民族独立。士兵们自发地写了抗日内容的标语，这也符合孙中山总理的三民主义精神，也算是一点民族主义精神的体现。这样来看，我们不必作过多的追究，有问题本部队解决，今后加强纪律约束也就可以了。”这个营长听到又是三民主义，又是总理遗训，也就不敢谈什么了。事后，阎揆要果断地把这个营长调到其他部队去了，搬掉了一个前进的障碍。

二方面军指挥部驻庄里镇时，贺龙、关向应两位首长曾经找我去，交给我一份电报密码本，当面向我交代说：“你把这本密码亲手交给独立旅的许权中旅长。这是我军与独立旅联络的专用密码，要绝对保密，安全送到!”我接过密码本，宣誓般地答道：“一定按首长的指示办到!”随后，我出发来到耀县独立旅司令部，这时这个旅已改称五二九旅。我把密码本亲手交到了许权中旅长的手里。许旅长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首长们的关怀，一定按党的指示带好这支部队。”后来，这支部队一直用电报和各种方式与我军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在形式上，他们仍然打着国民党旗子，但和我军并肩抗日。“七七”事变后的忻口战役中，该团打得很英勇，党员们带头作战，那位李营长也负了伤。当时我们一二0师也在山西作战，他们还有一些老同志捎信给我。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时，他们随同原十七路军的基本部队一起，举行了起义，9月改编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实际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

在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系过程中，我们只是做了很短时间的工作，但实践深深地教育了我，体会到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确实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

何辉历任宣传员、宣传队长、湘赣军区后方医院俱乐部主任、科长、师敌工部部长、支队政委、旅政治部主任、山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天津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塘沽水警区副政委等职。革命战争年代，他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晋西北１９４０年反“扫荡”和晋中、太原等战役。他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何辉历任天津警备区政治部主任、海军第二航空学校政委。

二，何辉将军撰文《我所知道的黔西抗日救国军》

贺龙同志不仅善于用兵指挥打仗，而且善于做统战工作，运用自己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各种不同政治领域的人士，扩大我党我军的力量。这一点我是有亲身感受的。其中，1936年春，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就是统战工作成功的一个特殊例子。

说特殊，是因为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贵州，在黔大毕地区一共才停留二十多天。从1936年2月2日进入黔西，至2月27 日离开毕节，就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天里，军团在地方党的密切协助和大力支持下，不仅在黔大毕建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的地方各级革命政权活动，而且迅速收编了一批地方游杂武装改建为党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共三个支队二三千人，扩充了红军队伍。当时，党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已经传达到二、六军团，以贺龙为主席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发布的布告明确宣布：“团结广大工农民众及一切爱国志士”加入抗日的队伍，“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份，一致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军”；而且针对当时当地“兵匪”难分的复杂情况指出，团结的对象包括那些不愿受国民党压迫“而携械散在山林之白军二十五军官佐士兵及民团绿林与一切反蒋队伍”。二十五军为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基本队伍，1935年，蒋介石趁“追剿”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排除异己，“剪除”了王家烈，二十五军官兵多数散入山林。这一方针的公布，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引导力，周围许多游杂武装都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在地下党的引导下，投入了抗日反蒋的斗争洪流。许多人则参加了红军。当时在家乡寓居的国民党元老，在讨袁时期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的周素园老先生，挺身而出担任抗日救国军总司令，更为时人所注目。周素园在贺龙亲自关照下，以近六旬高龄，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留在贵州当地的抗日救国军部队和领导人也程度不同地坚持抗日救国斗争，发挥了配合红军北上抗日的作用。

关于整个抗日救国军的情况，邓止戈等同志写了详尽的材料，我看过以后，觉得还没有包括我所亲历的一支队伍的情况，为此，特将我所知道的黔西抗日救国联军的始末，忆述如下：

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黔西时，我在二军团政治部破坏部(敌工部)工作，记得军团指挥部在黔西驻扎了两天，又率领部队出发打仗。我因有病奉命留守，住在黔西城里一家炒货铺子里。这家铺子，主要是炒爆米花。女主人做生意卖开水泡炒米。男主人是中医，胖胖的身子，人很和善，我请他号脉看病，吃了几服中药，身体好了一些。几天后，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回来，匆匆地对我说：在城外收编了一些地方部队，叫抗日救国联军，急需干部，领导决定，让你去那里当政委。就这样很简单地交代了几句，并让我从政治部带八九个干部立即出发。

我们一行匆匆来到黔西城西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小镇子上，找到了这支抗日救国联军的司令部。在我们来到之前，军团司令部的一个侦察参谋已先去工作，并担任参谋长。这个侦察参谋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四川人，中等个子，年龄比我大，二十八九岁，精通军事业务，还懂哥老会那一套。当时军团部的不少参谋年龄都比较大，都有与三教九流交往的本领，派到地方游杂部队工作是最合适不过了。我们二人在军团部就认识，来到这支抗日救国联军又一起工作了半个多月黔西抗日救国联军约有七八百人，司令员姓李，我们都叫他李司令。他是贵州本地人，四十多岁，原在王家烈部队当过团长，被遣散回乡，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对王家烈和蒋介石都不满，于是在黔西山区拉起一支队伍，自封为司令，打着保卫家乡的旗号，进行游击活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侵入贵州他也敢打。他拥护红军的抗日主张，特别赞赏红军打仗勇敢和作风艰苦。见红军大部队一到，他想依靠红军求生存，找出路。他本人表现也比较朴实，不带家眷，独自一人，随部队流动生活，行装很简单，有一匹体高膘肥的大马。司令部机构也很小，只有几个参谋、副官和个把勤务员。

这支部队，司令部下设几个中队，中队下设几个小队。各中队人数不一，少则一百多，多则近二百人，小队各为三四十人。士兵成份多数是贫苦农民，少数是小商小贩出身；军官大多是行伍出身。官兵帮会思想十分浓厚，实行封建统治，一切都是李司令说了算。在生活上很艰苦，衣着杂乱简陋，都是赤脚行军，但装备武器比我们红军还强。弹药比较充足，每支步枪有六七十发子弹，军官佩带的盒子枪，每支有上百发子弹，平时都上了膛。和王家烈的部队相似，很多是“双枪兵”，上自李司令，下至士兵，多数都抽大烟。每到宿营地，这些人就用稻草或苞谷秸往地上一铺，摆开大烟灯，各自咝咝地抽起烟来。这种在旧社会反动统治下造成的恶习，当时是无法也不能戒绝的(整个贵州农村，不抽大烟的人很少)。为了争取教育团结他们，我们初到部队后，在生活上尽量照顾他们，给他们发一些钱，有时还把从官府和地主豪绅家没收来的烟土送一些给他们抽。由于旧军队的积习，这支部队纪律很差，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很多。

我们几个人作了分工，我和参谋长等三四人，留在司令部，做李司令等上层的工作，另外三四个同志分到中队、小队去，有的当教导员，有的当指导员，主要做基层人员和士兵的工作。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教育鼓励部队的抗日情绪，搞调查研究，摸清人员基本情况，逐步改造争取他们，在条件成熟时进行改编，以充实红军主力，必要时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工作方式主要是个别谈心。

这位李司令从来没有集合部队开过全体大会，我也没有见过整个部队的全貌，只听李司令作过一些介绍，但全部队究竟有多少人，多少枪，谁也说不准。我们几个人只能通过找司令，找军官，找士兵谈话，。了解情况，进行教育。例如，我们看到部队宿营吃了老乡的东西不给钱，借了东西不还，我们就向李司令汇报，并就此宣传红军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李司令指出：现在已经编到红军里来了，成为抗日的人民队伍了，就要遵守红军的纪律，爱护人民，对地主豪绅，可以分东西，对贫苦老百姓和工人要保护，买卖公平，按价付钱，损坏东西要赔偿，处处替老百姓着想，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打胜仗。李司令听了，“嗯、啊”几声，点头说：“对，按你们的办吧!”于是，我们几个就跟在部队后边做群众工作，给老百姓付钱，赔偿，给白洋，有的也给烟土(作价折钱)。群众高兴地说：“李司令的队伍变了，变好了!”老百姓夸赞部队，李司令也高兴，我们的工作也好做了。有时，他也坐下来和我们聊天。这人很讲义气，乡土观念特别重。他说，这支部队就是黔西老乡花钱养的军队，谁要侵犯本地的利益，我们就打谁，不管是蒋介石、王家烈还是日本人，只要侵犯贵州，我们就打。十多天里，我们组织这支部队配合红军主力参加将军山外围战斗，接连出动了几次，部队士气很高，打起仗来都很勇敢。但开头出发宿营时不放哨。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后，向李司令提意见，他却说：“没问题，本乡本土，怕什么?敌人真来了，就打，打不赢拔腿就走，走了再回来打!”我们说：“现在仗打得很大，要学红军，不能按过去的办法了。”经过这次提意见后，改了，每到一地都加岗放哨，比较警惕了。我们派到中、小队基层工作的同志，常利用行军休息时间，召集一些官兵谈话，主要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有关政策，逐步改善了军民关系。但由于前后只十来天时间，加上频繁地行军、出击，工作来不及深入，收效还不明显。一天，我们行军来到距毕节县城二十里的一个村子宿营。半夜时分，军团指挥部派来两个侦察员送信交给参谋长，说总指挥部命令，拂晓以前把部队全部带到毕节县城集合，执行紧急任务。

如此紧急，是什么任务?当时，我们几个同志由于进驻这支部队已半个多月，对外面形势不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一点也不知道。参谋长拿了总指挥部的命令来找我研究，然后又去找李司令，决定提前起床开饭，按命令集合进城。李司令当时没说什么话。谁知开过饭以后要集合时，部队却向后转，向黔西方向进发了。李司令骑上马，大声对我说：“对不起了，我们不跟着进城了，请你回去向贺总指挥报告一声，就说我李某人对他不起……”这时天还没亮，眼看着这个部队举着火把，向远处山间小道上急行。参谋长看着急得直想发火，我一再劝阻他。参谋长忍着性子对李司令说：“那你也得给贺总指挥写个信呀!”李司令回答说：“不写了，就说感谢贺总指挥对我们的照顾，我对不起贺总指挥，后会有期!”李司令又一连说了几遍“对不起”，然后转身策马，拉着他的部队向黔西而去。

原来，李司令的这支队伍，都是贵州人，而且多数是黔西的，保卫家乡，抗击入侵者，他们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而且出钱出人，流血牺牲都在所不惜；但要他们离开家乡，就很不愿意了。他们看到最近几仗，红军打得不太好，有撤离贵州的动向，人心就有些浮动。当李司令接到拂晓前赶赴毕节集合的命令时，他就猜想准要把部队带走了。于是，他明面上支应着我们，暗地里则背着我们通知他的部属，到时把队伍拉回黔西。我和参谋长对此都没有估计到，眼看着李司令离去，既突然又确实无可奈何，因为凭我们这八九个人，进驻不到二十天，连情况都没有完全弄清楚，说话没人听，指挥不动，要来硬的更不行。我们两人就决定让他们走，只有两个士兵，因掉队才带着枪跟我们到了二军团。而我们派到基层去的几个干部，因事出突然，不明情况，也无法通知，就随大队伍被李司令带走了。

“这一下，二十天的工作白费了，弄得精光，还贴了几名干 部。回到军团，准得挨克受处分了!”我边走边想，黎明前赶到了 毕节城。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和侦察参谋两人找到了总指挥部， 径直向贺总指挥的屋子走去。贺总指挥、任政委、关政委等几位首长正在吃早饭。我喊了声“报告!”首长们招呼我们吃早饭。我说：“吃过了。”接着又喊了一声：“报告首长——”本来应当很快就将部队没带来的情况报告首长的，可是却一下卡了壳，心跳得厉害。贺总指挥看出有问题，叫我慢慢说，莫着急。我这才把部队“向后转”和李司令说“对不起”贺老总的话向首长们作了汇报，请首长给我处分。侦察参谋又补充了一些情况，也请首长给予处分。贺总指挥听罢，冷静了一下，首先发话说：“同志!这还算好呀!他们对你们还算客气的，没有收拾你们，没有下你们的枪，就是好事!”任政委安慰我们说：“安全回来了就好，说明你们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贺总指挥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又愤愤地补了一句：“要不是党的政策，我早把他们收拾了!”这时，天已大亮，任政委对我们说：“好吧，队伍要出发了，你们快回原单位集合去!听完首长的话，我感到如释重负，急忙行了个礼，赶到集合场，我又回到军团政治部的行列，随大队离开毕节，向云南转移。